截至2017年8月1日，第三批中央环保督察组已公布了对天津市、山西省、辽宁省、安徽省、福建省、湖南省、贵州省全部的反馈意见。

　　此次督察组共计交办31457件环境问题举报，且已基本办结，共立案处罚8687家，拘留405人，约谈6657人，问责4660人。

　　在环保成绩之后，每一份督察反馈意见最开篇的批评均是针对地方政府不作为、作风问题的点名、点事批评。

　　中央环保督察措辞严厉。据不完全统计，此次反馈意见中，对湖南省使用了“只说不干”“弄虚作假”“被动”等词17次；对天津市使用了“不落实”“敷衍塞责”“编造”等词14次；对山西省使用了“漠视”“失控局面”“未落实”等词13次；对安徽省使用了“意识淡薄”“严重缺位”“不严不实”等词13次；对贵州省使用了“严重冲突”“极为负面”“普遍不到位”等词12次；对辽宁省使用了“乱作为”“纵容”“不严不实”等词12次；对福建省使用了“不够”“不实”等词4次。

　　福建、湖南等出台“土政策”阻碍环境监管执法，天津编造会议纪要和工作台账……虽然各地实例不一样，但其背后的根源都一样：治污先治人。总结通报批评地方政府的六大问题，可看出地方政府及其领导干部，离中央要求、群众期盼的差距。

　　1、不作为、工作落实不到位：7省市均有在对7省市的通报中，督查组无一例外都提到了政府作为不够、推进落实不够的问题。据不完全统计，督察组的全部反馈意见中，共有20处直批地方政府未落实或落实不到位的。其中对天津的通报提到最多，共有6次。

　　轻视环保工作，做环保工作一时紧一时松，督察组用密集而严厉的批评性用词表达了中央对此的不容忍——在批评各地方政府的问题时，督察组共4次提到“不作为”， 14次提到“不力”，15次提到“不够”， 17次提到“滞后”，7次提到“慢”。

　　地方政府落实不到位，能拖则拖、干一半留一半，竟出现了不少环保工作怪现状——福建部分地区由于污水管网建设滞后，导致污水处理厂只能抽取清水来处理，而污水却直排环境。

　　此外，督察组在对辽宁、湖南和贵州的通报中，都使用了“乱作为”一词。如果不作为是地方政府思想上没有引起重视，作为不够是地方政府重视不够、能力有限，那么乱作为，可以说是更严重了。

　　福建省近年来全省大规模违法围海、填海，地方政府却只是一罚了之、以罚代管，而且处罚金额远远低于填海所得，实际鼓励和纵容了违法围海、填海行为，导致海洋生态破坏问题突出。这背后隐藏的利益链条、放水和腐败问题，性质恶劣。

　　2、保护为发展让路：7省市均有督察组在反馈中提到，地方政府重发展、轻保护的情况依然多见。山西、湖南、安徽作为中部大省，产能结构本身就问题较多，然而一些领导干部还只盯着GDP发展，抓环境治理不像抓产业发展和城市建设那样全力以赴。

　　督察组称，湖南是“有色金属之乡”和“鱼米之乡”，但由于开发过度、保护不力，这两个“乡”恰恰成为环境问题的重点和难点，成为民心之痛。安徽省的政绩导向也存在偏差，2016年省政府对各地市目标管理绩效考核中，经济发展权重上升，生态环境指标权重却下降。

　　更严重的是，在贵州，一些地方和部门“把发展与保护割裂甚至对立看待”。贵州威宁县县城发展与草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严重冲突，县城建设用地范围与自然保护区范围重叠面积由2009年规划确定的2217亩扩大到目前的25411亩，“城进湖退”问题突出。

　　而即使是天津、福建这样的东部沿海发达城市，也仍在处理发展与保护关系时不够到位。

　　3、虚报和编造：天津、湖南、辽宁、安徽督察组直斥天津“敷衍塞责”“做表面文章”“影响十分恶劣”，湖南和辽宁，则被称为“弄虚作假”。

　　天津滨海新区、武清区在环境监测时“走捷径”，靠在监测站周围控制交通流量、增加水洗保洁次数等功利性措施，来“制造”监测数据。而静海区水务局为应付环境保护督察，编造会议纪要和工作台账，影响十分恶劣。

　　湖南则是为了让企业通过环保备案，进行文件作假：湘潭及湘乡两级政府于2016年12月分别出具备案申报文件，均写明“通过多年在线监控运行及各级环境保护监测站监督性监测表明，污染物能够实现达标排放”。

　　瞒和骗，也正是前车之鉴“祁连山环境问题”的通报中提到的两大问题。

　　4、降低标准、放松要求：山西、福建督察在对山西、福建的通报中，都明确提出了他们在环保工作上“放松要求”的问题。

　　2016年以来，随着经济形势有所好转，山西煤电焦铁等产能负荷明显提高，但相应的环境投入和监管没有同步推进，甚至放松治污要求，导致污染排放量增加，全省多数地区大气环境质量出现恶化。

　　根据《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，福建省近岸海域汇水区域应包括福州、厦门、漳州、泉州、莆田、宁德、平潭等6市1区，并实施一级A排放标准，但省环保厅、住建厅降低标准、放松要求，仅对厦门、平潭和晋江、石狮、东山等1市1区3县作为近岸海域汇水区，提出一级A排放标准要求。

　　5、“强调客观因素多、主动作为少”：山西、辽宁、天津、福建、湖南督察组发现，天津市有些领导同志谈到水污染就强调来水少、来水脏，谈到大气污染就强调气候因素。并且，这种推给他人、推给客观因素的现象，居然还是常态。

　　辽宁省在谈及2014年、2015年连续两年空气质量不降反升时，就强调是2013年基数存在问题；福建省一些领导则把环境基础设施问题归于历史欠账，把长期存在的突出环境问题归于客观原因。

　　推卸责任之心一起，又怎能切实采取行动推进环保工作呢？所以督察组形容这样的福建地方政府是“既没有从主观上找原因、找差距，也没有积极采取措施去研究、去解决”；这样的湖南地方政府是“既未形成自觉行动，也缺乏统筹谋划”。

　　6、漠视群众环境诉求：湖南、天津、山西、福建、辽宁、安徽不重视群众投诉意见，是政府领导干部轻视环保工作的一个体现。此次督察反馈针对各省市的这一问题也都提出了具体、实例的批评。

　　企业挣钱，却要周围居民买单，而政府不管不问，其背后往往是严重的思想问题和腐败问题。湖南衡阳市金龙矿业环境污染问题被群众举报长达17年，督察进驻期间收到相关举报10余次，但有关地方督察整改仍然避重就轻，没有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尾矿库渗漏污染问题。反馈中斥其“压制群众意见”“小问题变成大问题”。

　　在对天津、山西和福建等的反馈意见中，都提到了媒体、督查对环保工作的倒逼。天津北辰区刘家码头村集聚近千家废品回收小作坊，积存20余万立方米垃圾渣土和9万吨污水，长期解决不力，直至2017年4月环保部督查并经媒体曝光后才得以整治。

　　督察、曝光后才整治，甚至是曝光之后迅速整治好了，说明这些问题不是做不了，而是政府不愿做、不想做。在调查中，督察组显然也意识到这一点，并且不打算让地方政府蒙混过关，直指根本原因，戳中各省痛点——山西省“漠视群众环境诉求”，辽宁省“一些长期投诉的环境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”，福建省“对群众反映的突出环境问题重视不够”。